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三维解读

作者 | 陶鹏
原文出处 |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伴随着虚拟公共领域的不断拓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各种矛盾冲突开始在虚拟社会折射显现,导致网络热点事件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污名化也成为虚拟空间社会互动中的常态化现象,呈现出污名对象日渐增多、污名内容日渐延伸、污名动机日渐复杂、污名方式日渐多样、污名风险日渐扩大的泛污名化趋势。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契合的今天,这种泛污名化现象无疑会加剧社会阶层冲突、造成社会成员间不信任感的进一步扩散,需要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并在虚拟社会管理实践中加以审慎对待。

一、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
——对传统污名现象研究的逆反

“污名”(stigma)—词最早由古希腊人创造,特指当时统治阶层以在人体刻画特殊标志的方法标示奴隶、罪犯或者叛徒等社会个体的劣等性;中国古代五刑制度中也有相同的做法,虽然描述词语不同,但是同样起到了污名化的效果。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时首先关注到了污名化现象,把污名的概念描述为“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污名化过程。”1963年,欧文•戈夫曼对污名化现象进行了系统化研究,把污名定性为“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认为污名的本质是“由于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而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污名就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上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其产生不公正待遇。”随后,对污名现象的研究逐渐超越了单一的社会学范畴,有更多的研究者从心理学、医学等角度定义污名化现象,探讨污名的形成机制、理论模型和应对策略。

在传统的污名现象中,社会优势群体通常是污名化现象的制造者,社会弱势群体则是污名化的被动接受者,社会优势群体藉此来表达对某些特定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福柯的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的污名现象研究有着较大影响,污名往往被视为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有能力实施贴标签行为的是权力支配群体,被贴标签的一方属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被支配群体,污名反映出两者间单向度“贴标签式命名”的权力关系。

然而虚拟社会完全颠覆了传统污名现象中的二元权力结构,原本被固化的污名关系得以重新建构。在虚拟公共领域,现实社会中的阶层等级体系、权力分配体系、单一价值体系和话语表达体系被逐一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民主的社会治理、多元的价值取向和自由的观点互动。大众阶层获得了更多参与社会公务事务的机会,他们的意见表达也因为群体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具有了强势特征。传统污名现象中的对象指向由此产生了根本性的逆反,大众阶层作为现实社会中遭遇污名体验的弱势群体,现在成了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制造者,现实中的权威阶层、精英阶层反而经常成为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被标签化群体,在虚拟公共领域里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大众阶层采用戏谑化的方式制造污名,使用“公务猿”(公务员)、“砖家”(专家)、“叫兽”(教授)、“妓者”(记者)、“呕像”(偶像)等网络词汇指称某些现实社会中的特定优势群体,一些特殊群体也被赋予了“富二代”、“官二代”等带有人格贬损意涵的标签。许多虚拟社会污名现象产生之初,就已经预设了支持底层大众诉求和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倾向性前提,并且存在非常明显的底层叙事道德倾向。社会公众用抢先定性的方式标签化网络热点事件和涉事群体(个体),以卫道者的身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污名对象进行污名建构。相对于传统污名现象而言,虚拟社会污名现象最大的特征在于它和民粹主义伴生共存,污名制造者和实施者的理性程度普遍偏低,污名现象是定势思维的产物而非基于客观事实的冷静判断。这种情况不断推动着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内涵与外延的泛化,并深刻反映出了社会权力关系和污名关系在虚拟社会中的逆反变化。

二、公众污名
——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社会根源

公众污名是社会公众对某些特定群体实施污名的持续过程,虚拟社会中的公众污名具有大众性、民粹性、宣泄性的特征。它是网民群体在身份认同、情感认同、观点认同的基础上相互聚集,对特定群体实施的污名行为。网民群体以公众污名为途径,力求在虚拟社会的话语博弈中占据主动,改变现实社会原有的话语权力分配格局,从而提升所属群体的道德合法性和观点合法性,它本质上是现实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抗争的结果。

实施公众污名的主体通常是虚拟社会中的普通网民,属于现实社会中的大众阶层,他们普遍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现实困境。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中,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在同一个时空下汇聚和叠加,影响民众心性的因素不断增加且相互激荡,民众的社会心理出现高度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局而,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情绪也是复杂的、多样的和变动的。”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原先均质同构的总体性社会结构显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断裂性特征,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阶层对立日益严重,部分普通社会公众在社会分化中被边缘化、底层化。这部分社会群体为了改变阶层定位而不断寻求更多社会流动的机会,却因缺乏配套措施的实际保障而被阻断。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氛围使社会公众有了自由交流的空间,他们对这些深层社会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于是失望、怨恨的情绪开始在群体内蔓延,逐渐形成了“阶层整体郁闷”的格局。“郁闷”一词是他们常用的口头网络用语。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曾指出“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污名现象与民粹主义历来是相伴相生的,因而哪里有民粹主义,哪里就容易产生污名现象。社会公众通过污名的方式宣泄情绪,使诸多社会问题都成了制造污名的素材来源,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由此产生。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是传统污名现象的三要素,信息时代的公众污名承载了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和负面社会情绪的宣泄功能,这使得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构成要素更为丰富。

基于公众污名的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覆盖范围异常广泛,就连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也成了被污名化的对象。互联网造就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强势输出,受到虚拟社会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部分实施公众污名的行为主体预设了“社会问题意识形态化”的前提,使用源于西方价值观念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作为进行现实批判的标准。意识形态的污名化并不是公众污名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它只是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表征之一,社会公众关心的是各种社会问题能否得到根本解决,而现实境遇的改善却并非对意识形态实施污名就能达成。于是在虚拟社会实施公众污名的大众阶层为使现实境遇得到改善,其行为就表现出虚拟与现实交错下二重化社会结构特有的分裂性。一方面,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想通过各种努力递升为权威阶层或精英阶层,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如愿;另一方面,大众阶层认为,是权威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社会联盟制造了体制性阶层固化的流动障碍,他们用“网络空间一切平等”的观念补偿自己无法获得的高等级阶层地位,通过公众污名的方式降低权威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合法性,缩小彼此间的阶层差别。公众污名行为主体不在意被污名群体的感受,甚至把公众污名建构在想象化污名之上。面对权威阶层和精英阶层由此产生的污名反抗,公众污名实施主体在虚拟社会做出反应的激烈程度和敏感程度远超现实社会,他们将其视为与广泛性民意的公然对抗和阶层缺点的直接体现,并采取多种信息化手段进行网络空间污名动员,推动着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不断发展。

公众污名无疑会强化阶层对立,使本就脆弱的虚拟社会信任体系趋于瓦解。社会公众按照心理归属进行“我群”和“他群”的标签化划分,这种对立式的群体划分本身就隐含贬损倾向的对立意识。面对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带来的风险泛化,虚拟社会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自我保护。人们为避免自身成为被污名化的对象,会对其他社会群体或个体实施主动污名,通过运用公众污名、扩大污名、交错污名、持续污名等泛污名化机制,与虚拟社会被污名化的高危群体有意识地保持距离,公开标示自身言论观点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个体在面临威胁性信息时潜意识地加以歪曲,以求得心理平衡,维护自我的某种思想或情感的方式是自我防卫机制。这种污名风险规避方式属于负向的自我防卫机制,会导致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普遍出现。微时代个人信息的透明化,进一步提高虚拟社会公众对于公众污名的心理恐慌程度,致使普遍性的弱势心态扩散蔓延。据《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73.5%的普通网民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45.1%的党政干部受访者也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同样持有弱势心态感受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人们主动为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表明自身不具备污名的身份属性,却恰恰充分说明虚拟社会公众对泛污名现象的畏惧。可是主观上过低的阶层定位更易引发负向自我防卫机制,这将为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提供足够的产生动力。

三、自我污名
——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内在基源

在传统污名现象中,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紧密联系,自我污名是公众污名的延续。“自我污名是当公众污名产生之后随之伴随出现的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能。”即某一群体或个体在遭受公众污名贬损之后,在主观上产生的自卑感、自羞感和自责感。被污名群体或个体会因此遭受社会排斥,出现意志消沉、相互敌视、自尊贬损等情绪极化现象,在特定情境下,反抗情绪有可能集中爆发,给现实社会造成严重伤害。传统污名现象在虚拟社会中发生了多种异化,改变了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的传统联系,两者也不再是绝对的延续关系,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正在逐渐分离,相对独立的自我污名成为了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内在基源。与传统自我污名现象的强烈自我贬损意识不同,虚拟社会公众面对自我污名时,自我贬损意识明显淡化,甚至自我贬损意识完全消失,污名关系和污名动机愈加交错复杂,助推了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泛化。

任何一个进入虚拟社会的个体都要经过去身份化和身份重构的环节,虚拟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是淡化自我贬损意识的主要原因。遭受公众污名贬损的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污名,信息时代数字化的生存方式给他们提供了排解负面情绪的最佳途径。受污对象通过注册不同网络用户名称、参与多个网络社区活动等方式,制造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完全脱节的效果,以此来实现身份重构和形象重塑。他们的网络行为和现实行为完全迥异,并且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观点、行为贴近社会大众的评判标准。这种自我贬损意识的自我淡化,能够改变受污者对自我刻板印象的认同,减轻自我污名带来的心理压力。当他们完成身份重构之后,会使用新的社会身份参与公众污名,选择其他群体作为污名对象,转移污名指向和心理负担,导致虚拟社会产生更多的污名现象和更大范围的污名群体。也有部分受污群体对虚拟社会公众污名持拒绝接受的态度,认为制造污名的素材偏离客观事实,污名源自个体行为而非群体共有,把虚拟社会公众污名视为是网络空间无序混乱的现实表征。他们具有强烈的外群体意识,在虚拟社会中主动隐匿现实身份并保持社会距离,往往内在反抗心理强烈,外在反抗行为消极。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与虚拟社会公众污名公开对抗,会招致更加广泛的网络污名动员,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都将可能伴随着新一轮公众污名出现。“网络动员作为新兴的一种社会动员方式,任何不确定的组织或个人都能在网络上称为社会动员的主体力量,而且隐蔽性更强,目标更明确、直接,参与者更众。”因此这一群体面对公众污名习惯采取不承认、不表达、不申诉的态度,通过对受污身份的自我否定来淡化自我贬损意识。实施公众污名的主体也觉察到了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的分离现象,以及被污名对象的自我贬损意识淡化现象,他们努力搜集更广泛的污名素材、挖掘更深入的事件背景来强化污名效果,力图固化某些负面感情映像与特定群体的对应关系。然而过于执着会导致非理性情绪蔓延,实施公众污名的主体将丧失道德的制高点和主动权,转而沦为社会公众眼中的另一污名群体——网络暴民,使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进一步加剧。

虚拟社会打破了现实中的单一价值体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趋于多元,部分虚拟社会公众在面对公众污名时自我贬损意识完全消失,甚至主动实施自我污名,为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泛化带来了新的内在动力。这一群体或个体本不属于公众污名的对象,但是他们把“污名”当作“出名”,通过践踏自我尊严、侮辱自我人格、贬损自我形象等极端化的自我污名方式主动寻求公众污名,个人社会价值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其终极目标。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的传统延续关系发生了逆转,利益化的自我污名开始反作用于公众污名,使公众污名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为了达到污名最大化的效果,自我污名实施者主动引入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作为污名同盟,使虚拟社会污名现象有了更多的参与群体和更强的泛化动能。商业化的网络炒作有着超乎寻常的污名制造热情,他们制造污名的能力也远超普通社会公众,许多局部范围的自我污名在网络炒作的介入下迅速扩散。这一群体虽然数量极少,但是制造出的污名效应对道德底线、价值底线、行为底线的冲击巨大,导致社会公众对虚拟社会污名现象产生了认知偏差。在“围观就是热点”、“围观就是新闻’、“围观就是力量”的思维逻辑影响下,普通社会公众不知不觉被利益化的自我污名现象裏挟,无形中推动了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泛化。也有部分群体的综合素养并没有与所在的社会阶层相匹配,他们的网络行为在无意间对自我实施了主动污名。精英阶层的奢侈生活在网络上频频曝光“富二代”群体在网络空间刻意炫富,一些政府官员的腐化堕落行径偶然间在网络泄露,部分专家学者的网络言论带有明显的利益倾向。这些行为触动了底层社会公众已经非常敏感的神经,被理解为是具有挑衅意味的阶层对话,充斥着强烈民粹主义情绪的污名现象自然就会迅速产生和泛化。正如学者所说“在网络社会生活中,道德主体的符号化往往会使某些个体的自我利益冲动不合道德,良心、理想等原本神圣的东西被嘲弄,劳动、节俭等基本的美德被抛弃,金钱成了他们身份的代表,炫富、比富成了他们自我的唯一体现。”

四、媒介污名
——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技术来源

网络媒介是虚拟社会污名主体通用的技术工具,它的发展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力格局,而且对虚拟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有着重要影响。“新的传播技术瓦解了传统的等级结构,新的权力关系正在形成;新的传播要素改变了权力的性质,颠覆了基于现代社会关系的社会稳定观;新的传播动能促进了传播(民主)精神的回归,‘泛传播’与‘泛自由化’同行……我们正处于革命中的阵痛期和涅槃期”。网络媒介社会化和自媒体化的技术变革放大了污名效果,同时网络媒介以其技术性优势成为了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制造主体。媒介污名通过报道或传播某一特定群体、事物的负面信息实施污名,能够有效改变社会公众对其原有的印象,在虚拟社会污名制造中表现出显著的工具效应,是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重要的技术来源。

媒介污名在实施过程中,通常以第三方的身份进行信息披露、扮演着舆论监督的社会角色。与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相比较,虚拟社会公众对媒介污名有更高的信任度。但是媒介污名在实施之初,就已从选题入手预设了观点倾向和情感偏见,使用底层叙事和悲情叙事的手法引发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可以迅速固化社会公众对于特定群体、事物的刻板印象。媒介污名所造成的这种标签化效应,往往是对原有观点的彻底颠覆,借助信息技术的传播优势,污名现象的产生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受众群体规模更大,其影响效果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消除。随着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工具的勃兴,虚拟社会进入到了微时代。如施拉姆所言“‘大媒介’和‘小个人’的时代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媒介终于不再是那么难以接近、高深莫测了。”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媒介终端,使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检视身边的失范现象,并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迅速发布,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媒介污名的素材。受到自媒体技术因素的催化,虚拟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极高,个人媒体、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构成了媒介污名的实施主体,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出现频率明显加快。由于自媒体存在信息传播碎片化和思维逻辑断裂化的技术性障碍,媒介污名的对象和内容经常会发生泛化偏移,一些原本在污名范围之外的人物、事件被纳入污名对象,污名现象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也会产生跨越式的转换。与此同时,以自媒体为技术特征的媒介污名表现出了与后现代主义高度契合的一面,否定传统、藐视权威、娱乐大众、多元共生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表征,而虚拟社会公众经常以戏谑式的态度参与媒介污名。他们把自媒体当作娱乐大众、制造污名的技术平台,围绕被污名对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网络造句运动,创造了许多暗含贬损意蕴的网络流行文体,一些被污名对象成了特定社会现象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媒介工具的自媒体化改变了虚拟社会公众的社交方式,虚拟公共领域的社会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人们的社会互动和情感互动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交汇交融。凭借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情感链”,不同的媒介污名主体结成了牢固的污名同盟,对被污名对象采取一致行动,建立了基于自媒体的污名信息交换平台。部分虚拟社会公众把自媒体化的媒介污名当成了体现个人价值的技术工具,在媒介污名主体和公众污名主体之间频繁切换身份,不遗余力地挖掘污名素材,通过实施媒介污名吸引他人的关注,并希望以此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利用自媒体去中心化传播的技术特性,把自身塑造成媒体化的意见领袖,制造出“平等参与”假象之下的话语垄断,使用虚假信息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媒介污名,推动着虚拟社会污名现象不断趋于泛化。网络媒体作为媒介污名的另一主要实施者,也没能避开商业利益的侵扰。为了迅速攫取受众眼球,部分网络媒体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主次关系,选择未经证实的热点网络信息进行报道,并冠以刺激性的、煽动性的新闻标题,以媒介污名迎合受众的心理需要。“在这种网络商业化的背景下……媒体公司的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成为信息的根据,导致民主舆论受到控制,受集团利益左右……使互联网的民主特性被商业利益窒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网络媒体充分发挥了信息技术的传播优势,使用当前虚拟社会公众广为接受的微博、微信等微应用技术放大污名效果,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不断制造新的污名事件,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培育起了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加剧了虚拟社会的信任危机与泛污名化趋势。

五、结语

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产生,具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技术背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增多的矛盾冲突。这种现象激化了阶层对立与群体冲突,衍生出了多种社会风险。因此,需要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入手,通过加强制度供给、规范虚拟社会秩序、提升网络生态文明等途径,消解虚拟社会泛污名化现象的负面影响,有效促进虚拟社会乃至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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